其實台灣是個很少和外國簽訂貿易協議的國家,偶爾簽一次,竟用這麼奇怪的方式,既沒有國會授權、也沒有蒐集大家的需求就快速通過,甚至不敢讓大家好好檢視內容,突顯了這個協議可能有問題。平常我有工作,沒辦法全心投入社會運動,看到學生攻進立院的訊息,我覺得擔心、也覺得慚愧,因為我們竟然需要年輕一代的人來做這件事情,所以後來籌組義務律師團時,我很樂意投入。
其實我以前是藥劑師,雖然從小就對文史有興趣,但求學時因為大家覺得男孩子念三類組好,就走了藥學路,不過我還是一直關注相關議題。這個經歷讓我發現法律和自然科學真的很不一樣,我因此對法律背後的原理特別有興趣。
法律界對佔領立院的看法確實兩極。就我的立場來說,佔領立院這件事在正常時期當然非法,但作為一個民主國家,現在國家做事情的方法已經背離基本的民主精神、執行過程不公不義,這種時候法律就不能用原本的方式評價和認定。這就像北韓也有法律,但它們的法律並不符合我們認知的法律正當性。
我覺得法律人有兩種,一種理解到法律只是種統治工具,背後需要民主支撐;另一種法律人認為法律只是法律,不去思考法律是否合理?如何被制定?背後有什麼正當性?台灣的法學教育容易教出後者,因為著重技術操作,不太告訴大家法律的精神是什麼?理想的法律該如何?也不太談法律和政治的關係,這或許是很多同是法律人的當權者會知法玩法的原因。
我高中的時候,國會開始有民進黨席次。我還記得當時朱高正會衝到講台上,展現出衝撞的樣子。我小六的時候台灣才解嚴,過去受到的教育其實很保守拘束,因此高中時看到那些衝撞的畫面讓我很震驚。那時候我問爸爸,為什麼這些人在國會裡可以打架?我記得我爸爸說:「有的時候不這樣講話,沒有人會聽你講話。」我因此明白,有些人可以斯文地做事,是因為他們在體制內拿到位置,而體制外的人只能用衝撞的方式講話。如果不去衝撞,一切只能讓體制內的人說了算。
採訪 撰稿/乃甄 攝影/于芳
我覺得法律人有兩種,一種理解到法律只是種統治工具,背後需要民主支撐;另一種法律人認為法律只是法律,不去思考法律是否合理?如何被制定?背後有什麼正當性?台灣的法學教育容易教出後者,因為著重技術操作,不太告訴大家法律的精神是什麼?理想的法律該如何?也不太談法律和政治的關係,這或許是很多同是法律人的當權者會知法玩法的原因。
我高中的時候,國會開始有民進黨席次。我還記得當時朱高正會衝到講台上,展現出衝撞的樣子。我小六的時候台灣才解嚴,過去受到的教育其實很保守拘束,因此高中時看到那些衝撞的畫面讓我很震驚。那時候我問爸爸,為什麼這些人在國會裡可以打架?我記得我爸爸說:「有的時候不這樣講話,沒有人會聽你講話。」我因此明白,有些人可以斯文地做事,是因為他們在體制內拿到位置,而體制外的人只能用衝撞的方式講話。如果不去衝撞,一切只能讓體制內的人說了算。
採訪 撰稿/乃甄 攝影/于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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